鲁迅先生说，青年“所多的是生力，遇见深林，可以辟成平地的，遇见旷野，可以栽种树木的，遇见沙漠，可以开掘井泉的”。作为神经外科的一员，我也渴望像前辈们一样，言传身教，为这里奉献自己的力量。

微风轻拂，摇曳着斑驳的树叶，人们或许正享受着这份凉爽惬意，可对神经外科的医护人员而言，这份惬意却遥不可及。每日都在忙碌而琐碎的工作中度过，面对的大多是病情危重的患者。“快！2床突发癫痫、5床需要插管、6床脑疝，监1床瞳孔散大……”在这急促的节奏里，严密观察、监测患者的意识、瞳孔、肢体活动等情况，成了我们的日常。

监护仪的绿光，就像一位无声的见证者。当它第五次伴随着樱花的绽放，照亮病房时，我在出院记录单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曾经在颅骨缺损处因紧张而颤抖的手指，如今已能稳稳握住生命的“线”，在晨光中投射出蝴蝶骨般的阴影，那是成长与坚守的印记。

犹记五年前初春的深夜，那是我进入神经外科的第三个月。凌晨两点，监护仪的绿光依旧明亮，我的指尖还会因患者冰凉的皮肤而颤抖。突然，25床病房的蜂鸣器尖锐地响起，我迅速冲进病房，只见患者正剧烈抽搐着，扯掉了气管插管。“抓住他的手”主治医师大声吼道，我毫不犹豫地扑上去，紧紧握住患者痉挛的双手，他指甲缝里混着水泥灰的血珠，渗进了我的掌纹。在无影灯下，他的睫毛投出细密的阴影，如同被风吹动的蒲公英，在消毒水的气味中摇摇欲散。他的病历本上写着“高空坠落伤”，CT片里破碎的颅骨，就像摔裂的陶瓷。这不是温馨的初次见面，而是在生命最狰狞时刻的相遇。

给他翻身时，月光洒在刚拆线的颅骨上，起伏如浪。后枕部颅骨缺损处那柔软的触感，让我仿佛触碰到了生命最脆弱的本质。我托起他嶙峋的手掌，手心里嵌着洗不净的裂痕，那是建筑工人独有的职业印记。

康复第二年，他指着自己的CT片，苦笑着问我：“小羊，我的左脑是不是像震后的危楼”我把3D打印的颅骨模型放在他掌心，轻声说道：“不，是等待改建的历史建筑。”

第三年樱花季，他戴着钛合金颅骨重返工地。再次见到他时，安全帽下露出半截狰狞的疤痕，测量仪在他残缺的左手无名指上闪着冷光。

第四年的暴雨夜，急诊又送来一位抽搐的建筑工人。我迎上去，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熟悉的身影——他正用完好的右手死死护住头颅，艰难地从嘴里挤出一句：“别碰我的钛网……”那一刻，我仿佛回到了五年前那个他奋力抓住呼吸管的夜晚。“迟发性癫痫”值班医师的诊断，犹如第二份病危通知。我在他衣服里找到一个信封，里面是一张脑部血管造影图，病灶区被红笔圈成了心形。我指着风险告知书，看着他的眼睛说：“当年我相信你会醒”我们彼此都明白，这是一场与命运的博弈。

手术那天，手术医生说，当DSA显示屏亮起，微导管缓缓游向那片红色区域时，就像穿越颅骨裂缝的春藤，努力探寻着生机。苏醒后的他，摸着敷料，笑着说：“这次改建加了防震结构。” 出院时，樱花已经谢尽。他轻轻摸着钛网说道：“这里住着两个春天。”我站在走廊尽头，静静地注视着他瘦弱的背影，直到他在转角处消失。

监护仪的绿光从未熄灭，它见证着旧人康复离去，也看着新人带着伤口到来。但在这日复一日机械般的护理间隙，在棉签与患者瞳孔对视的瞬间，总有希望在悄然生长，如同神经突触上悄然萌发的新芽。

第五年春天，路过楼下住院部，新生儿的啼哭传入耳中，我的白大褂口袋里还装着五年前的护理日志。当樱花第五次在神经外科窗外盛开时，我终于读懂了那些曾经看似歪斜的建筑涂鸦——那是我与患者，两个灵魂在生命废墟上相互扶持、重建彼此的轨迹。

我沿着南丁格尔的足迹一路走来，怀揣着热情与赤诚，展现着医护人员天使般的风采。在与患者相处的过程中，努力平衡着善意的保护和他们独立的尊严。

我们肩负着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，然而现实中事与愿违的情况却屡见不鲜。曾读过的一段话深深震撼着我：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在监护室里靠着呼吸机，在每个器官都停止运转、意识不清的状态下度过生命的最后日子，其实是一种错误。生命走到尽头时，没有机会说“再见”“别难过”“我很抱歉”“我爱你”。或许，尽全力救治并不总是绝对正确的选择，可即便最终还是要面对分离，我们依然会坚守。

记忆如同倒在掌心的水，无论摊开还是紧握，终会从指缝间悄然流逝。但南丁格尔的明灯，永远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。我会始终秉持“有时去治愈，常常去帮助，总是去安慰”的理念，在青春的“医”线，在颅骨打开的裂缝中，追寻生命的光，守护每一个跳动的希望。

神经外科／羊如鹏